比起得新冠，最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

这次，小编不谈别人，只说说自己。

首先声明，对疫情管控，和清零政策，我绝对拥护、处处服从。

这两个月，我从三天两头到基本每天一次，按要求做核酸，就算嗓子眼里快起了茧子也无妨，大不了找张砂纸磨磨，然后继续做。

让我隔离我就隔离，隔离多久等通知；让我居家办公，我绝不“恶意上班”。

然而，我有时也难免会想：我真的害怕新冠吗？

张文宏医生说：“奥密克戎毒株的死亡率不到千分之一，新冠的毒力已经变得弱于流感。”

五月以来，全球每天死亡人数，少则六七百，多则两千左右，这是自新冠疫情蔓延到全球，两年多的最低值。

但想到新冠，我最近却倍感恐慌。

较之病毒带来的痛苦和风险，我更害怕的，是疫情防控导致的“没饭吃”。

或许，我是非理性的，清零防疫不惜一切代价才是科学嘛。我的精神状态，用社会学家福柯的话讲，就是“疯癫”。

最近，我重读了福柯的名作《疯癫与文明》，给我自己“照照镜子”。

以下内容，都是我的自我反思——难免“疯话连篇”，您姑妄听之，别往心里去。

下一个“断粮”的，会不会就是我？

近三个月，我所居住的小区，被封控了两次，在“家里蹲大学”进修的日子，累计近一个月。

第二次封闭，不光我们小区，而是这周围的一大片。

最初几天，所有的APP买菜都特别费劲，但几天不吃菜也能挺过去。何况我的冰箱里，还有些速冻饺子。

到第三、四天，物资紧张的状况明显缓解。

用美团或者盒马买菜，三个西红柿一盒、六颗小油菜一袋，再加四两猪肉，一些葱姜蒜之类，总共一百块钱出头，鼓鼓囊囊的一兜子，够吃三四顿的。

至于主食，有一次我懒得做饭，买了一份（四个）杂粮馒头，十多块钱。

平心而论，这点钱我出得起，无可抱怨。

我一个做小编的，居家办公也OK，工资照常发。

至于全小区两千多人，各自啥工作，长期居家意味着什么，我就算了解，也帮不了他们。

古人云：“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”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？

封控前，这个城市的所有饭馆，都只能外卖，不能堂食。“五一”期间我出去逛街，买了份盖饭，蹲在路边吃，貌似也不错。

我家附近的几个奶茶店，和卖“左家庄炸鸡”的、卖鸡蛋灌饼的，相继停业。

封控结束后，我再次上街，所有街头两边都一片光秃秃，60%以上的店面都停业，菜市场关门了，一些小超市也关门了。

至于我办了卡的健身房，和去年夏天和朋友们去过的KTV，从门前经过，让我充满了“眼看他起高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”的沧桑感和无常感。

我想到了福柯在书中谈到的一些疯癫与荒诞的历史：

百余年前的欧洲，因为一两个人得了麻风病，不但将病人集中放逐到无人区，而且连他们住过的村子，也被周围的人视为不祥之地，很多村民不敢出去，否则会备受歧视，甚至遭受残酷的暴力，被殴打、勒索。

我还想到了为数不少的熟人、朋友，有人在去年失业，至今也没找到能上社保的工作，有个做IT的，到处接零活挣点钱；

还有好几个人逃离了京城，去了南方，或者回了老家。

“原来的公司撑不下去了，裁员很多，也包括我……这两个月再找工作实在难了，那些老板自己都亏损得断粮了，还招啥人？我没收入，房租都交不起了……”

——下一个“断粮”的，会不会是我？

至于新闻里，在坚持动态清零的同时，“经济稳定”甚至逆势上扬云云，那些看上去很美的数字，和充满温情和文明的描述，在我眼里，仿佛是另一个平行世界。

近在眼前，却又遥不可及。

大概是我陷入了疯癫，精神分裂了罢？否则，还能作何解释？

我是不是太“神经质”了？

疫情封控中，那些被报道出来的其他人经历，我一边读，一边难免“自我代入”，幻想“如果我也遭遇同样的情况”。

越想，越令我不寒而栗。

例如，一个名叫陈朝松的男子，和我一样的工薪族，他在上海工作，我在北京。

陈朝松和朋友一起住，在黄浦区租房，日子过得不容易，但也一直在勉力维持。

3月底，陈朝松感染了新冠，被收进方舱。

病痛并无大碍，4月15日，陈朝松在反复多次的核酸检测均为阴性之后，被确定治愈，拿着《解除隔离医学证明》出舱。

当他回到原先的住处，被关系一直不错的房东拒绝入内。

无家可归的他，只好露宿街头。

上海街头的店铺都停业了，严严实实地关着卷帘门，门口的台阶便是“座椅”，台阶底下铺个席子就是“床铺”。

这种状态长达23天。

幸好，陈朝松终于找到了一份包吃住的临时工作，负责一栋被封控的居民楼，每天为住户们收垃圾、送快递、做消杀，晚上睡在底楼的一张行军床上。

和另一些人相比，陈朝松还算“幸运”的。

有个名叫王波的男子，在上海一家饭馆做厨师。

疫情封控之下，饭馆倒闭了，老板300万元的投资打了水漂，王波也沦为“无业游民”。

之前，王波每个月除了房租，和日常饮食，剩不下什么钱。

失业之后，整个魔都的其他饭馆也哀鸿遍野、一片肃杀，一段时间后依然工作没有着落的王波，当月的房租成了老大难。

无奈之下的王波，和房东商量：“电视里天天都在说，疫情期间可以减免房租……”

但房东也有难处：你不给钱，我吃什么？尤其是封控期间，物价那么贵！

至于电视里说的“漂亮话”，能当饭吃吗？

——在上海市区，有超过130万名私房业主，以房租作为重要的收入来源；

与此同时，也有数量更为庞大的背井离乡的务工者。

小编所在的北京，也和上海非常类似。

像陈朝松和王波这样遭遇的人，在封控期间，究竟还有多少？每个人都是怎样熬过来的？

新闻里没有说，小编只有自己脑补，越想越心痛；

反过来讲，如果是小编本人，也遭遇这种情况，生活又将如何继续呢？

那些在艰难处境下挣扎的人，似乎都很坚强，可以为大局而牺牲小我。如此看来，那就是小编本人，太脆弱、太神经质了？！

我甚至觉得，这个大环境，都陷入了疯狂：

对除“疫情经济”之外的社会各界，全方位无死角的碾压，反复进行，不知何日为止。

无论普通的上班族，还是私营企业主，这些占据社会人口绝大比例的普通人，承载着最大的压力，也被碾压得最为血肉模糊。

而这一切，都冠以“科学”的名义，仿佛天经地义，仿佛这是自上而下的德泽，我们应当为之欢欣鼓舞、气势如虹，心怀虔诚与感恩。

福柯笔下，中世纪的宗教战争，以及黑死病时期，众人自我鞭笞“赎罪”，并猎杀“女巫”作为替罪羊等，分明也是这般景象：

“披着神圣马甲的集体癫疯”。

逃离疯人院：干了这碗鸡汤

书中不断强调“文明与理性”，并指出，这是将群体的疯癫状态一点点解构掉，或曰逃离疯人院的关键。

文明的内核，是通过讲道理的方式，和人际之间的坦诚交流，来探讨是非。

包括换位思考的共情，和对他人权益的尊重。

而理性，则包含对不同选择下，种种利弊得失的充分权衡。

然而这一次，众所周知，动态清零、严格封控，都是科学，都是正确决策，都是文明的体现。

癫疯的，是小编本人，疯人院就是我的内心。

我究竟应该怎么办，才能“逃离疯人院”，回归文明呢？

除了继续严格遵守防控要求，有些不谐之音的新闻报道，我也有必要甚至有义务屏蔽掉，不听不看，不胡思乱想。

包括对福柯的书，小编也有必要多一些批判：书中只批判社会和权力制度，很多借古喻今，这显然是作者的局限性……

有句著名的鸡汤：当你改变不了这个社会，那就努力改变自己的内心。

来，干了这碗心灵鸡汤，从此不再疯癫。

相信它真的能够替代现实中的食粮……

图片/均源自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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